重慶農民付某的蛙場被劃入工業(yè)園，在補償條件未談妥的情況下遭到強行爆破，付某因此將爆破公司告上法庭。由于園區(qū)管委會發(fā)函“警告”法院“不得一意孤行”，付某的訴訟請求最終被駁回，對此管委會回應稱系“表達意見而已，有何不可”，稱聽不聽話是法院的事。(6月28日《新京報》)

　　行政干預司法的事并不鮮見。但在筆者看來，重慶這個案例頗有特點。特征一是公開化、集體化：以前僅僅只是個別領導遞遞條子、打打電話，以私下接觸為主，形式上是不公開的。特征二是“去恥化”：過去的干預司法案例中，即便干預者是某些位高權重的領導，多少還是會認為這種行為并不光彩，只適宜暗箱操作。而這一次，公函的語氣中絲毫看不出任何的“恥感”，滿是權力的囂張與跋扈：干預司法者連遮羞布都不愿意要了。

　　同時，從法院的角度看，很多法院都有要求法官“自覺抵制遞條子、說人情”的規(guī)章制度，但這種“自覺”條款僅僅只能說是道德層面上的要求，難以形成制度“防火墻”，其作用是有限的。如果不能從問責干預者等方面來保障法官判案有一個良好的環(huán)境，我們所追求的司法公正將仍面臨重重阻力。

　　2009年上半年，“研究建立對非法干預人民法院依法獨立辦案行為的責任追究制度”，被寫入《人民法院第三個五年改革綱要(2009～2013)》，引起廣泛關注。媒體當時給予了高度評價，認為這是最高法院向“干預司法”宣戰(zhàn)。一年時間過去了，從重慶的案例來看，現(xiàn)在恐怕是該吹響集結號、采取行動問責干預司法者的時候了。歐木華